于是，韩愈拿出《岳阳楼别窦司直》一诗，要求刘禹锡属和。这番举动，显然是要求刘禹锡对自己的怀疑做出解释。韩愈的态度还算是友善的，可以说是在政治上得到了翻身之后，要求处在嫌疑之间的朋友做出必要的说明。

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曰：“退之出官，颇猜刘、柳泄其情于韦、王，乃此诗即以示刘，令其属和，毋乃强直而疏浅乎？或者窦庠语次，深明刘、柳之不然，劝其因倡和以两释疑猜，而刘亦忍诟以自明也。”这种分析的前半部分颇有启发意义，后半部分则是不符事实的臆断之词。窦庠当时权领岳州刺史，未闻同在江陵，怎能劝刘禹锡“倡和以两释疑猜”？而且窦庠在诗中未曾涉及前此的韩、刘事件，可见刘氏的答诗与窦庠毫无关系。

这时的刘禹锡，政治上和道义上正处于逆境，应命而作《韩十八侍御见示（岳阳楼别窦司直）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》，对他来说，是很难措辞的。因为他身处嫌疑之间，既不能承认什么，又不能否定什么，因此只能随文敷衍，而在韩愈的猜疑的问题上不着只字。

故人南台旧，一别如弦驶。今朝会荆蛮，斗酒相宴喜。为余出新什，笑抃随伸纸。晔若观五色，欢然臻四美。委曲风涛事，分明穷达旨。……

可以说，二人的隔阂没有能够消除，疙瘩没有能够解开。韩愈随即又写了这首《永贞行》赠送刘禹锡，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

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和赠送对象，以往已有许多人做过考证，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全集》卷三引韩醇曰：“‘郎官’‘荒郡’，意指刘禹锡坐叔文党贬连州也。公方量移江陵，而梦得出为连州，邂逅荆蛮，故作是诗。观终篇之意，可见其为梦得作也。”有人以为诗中明言“数君”，安得专指梦得一人？柳宗元贬邵州刺史，也要经过江陵，因此这诗应当兼为刘、柳而作。但考究起来，还应以韩醇的意见为是。因为《永贞行》中提到蛮荒的一段，所谓“荒郡迫野嗟可矜，湖波连天日相腾，蛮俗生梗瘴疠烝，江氛岭祲昏若凝。一蛇两头见未曾？怪鸟鸣唤令人憎，蛊虫群飞夜扑灯，雄虺毒螫堕股肱，食中置药肝心崩，左右使令诈难凭，慎勿浪信常兢兢”，并非掇拾陈词，而是直陈所见。因为他刚从连州召回，而刘禹锡则要赴他前此的同一贬所，所以诗中紧接上文又说：“吾尝同僚情可胜？具书目见非妄征”，表明这里是用个人的生活经验告知故人，对象甚为具体，不包括柳宗元在内。

韩愈这时写作《永贞行》，也就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。前此无名的阳由之贬，愤恨难消；怀疑中的“语言”之泄，还是无法解开疑团，刘禹锡应嘱的和诗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解答，于是韩愈重作《永贞行》一诗，以总结历史经验为题，声讨王叔文集团。这样，诗中也就出现了如下一些特点：

一是猛烈攻击王叔文等人，极尽丑诋之能事。这样做，可以进一步说明他本人政治方向的正确，满足其时政治上的优越感。不过他却是过甚其词，失掉了分寸。夸大事实固不必说，内中说到“董贤三公谁复惜，侯景九锡行可叹”，就是那些封建社会中的文人看来，也已觉得拟于不伦了。韩愈这样高的调门，想来只会引起刘禹锡的反感。

二是关怀故友，把刘禹锡等人和二王一辈“小人”区别开来。诗中说到“四门肃穆贤俊登，数君匪亲岂其朋？”表示对故友的谅解。刘禹锡在《上杜司徒书》中也介绍过韩愈对他的同情。这种态度，曾经博得很多人的赞可。但韩愈在《永贞行》中还是掩抑不住政治上占上风之后的快意心情，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曰：“‘具书目见’，亦有‘君来路’‘吾归路’之意，非长者言也。”这种情绪或许是自然而不自觉的流露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