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子派人来找孔子，说什么按照卫国的外交惯例，各国来的贤达名流想和卫国君交朋友的话，就必须先来见夫人。孔子来卫国是讨饭吃的，不是来撞桃花运的，孔子哪敢往这个桃花里跳，连连推辞。

估计是来人说了一些威胁的话，逼得孔子只好硬着头皮去见南子，毕竟如果得罪了南子，孔子在卫国是肯定吃不开的。至于南子派来的说客是什么人，《史记》没说，但《盐铁论·论儒》说是卫灵公的男友弥子瑕，存疑。

孔子不是一个人去见南子的，而是带上了学生子路，这应该是孔子出于避嫌的考虑，否则孤男寡女同处一室，浑身是嘴也说不清。其实南子见孔子，也不是想和孔子发生什么八卦故事，只是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，看看名闻天下的孔仲尼长得什么模样，仅此而已。

以南子和孔子的社会身份，他们之间是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故事的，如果孔子来到卫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卫国国君扣一顶绿帽子，卫灵公能饶得了孔子？朱熹说古时有君子见小君（诸侯夫人）之礼，南子也是在公开的场合会见孔子，卫灵公对此事应该是知情的。

而且南子见孔子之后，卫灵公也亲切接见了孔子，并按孔子在鲁国的待遇，也给了孔子六万小斗粟，算是给孔子划拨的学术经费。待遇不算不优厚，但卫灵公并非想用孔子治国，而是借孔子的国际盛名来给自己装一点文化门面，孔子只在卫国待了十个月，就拂袖而去，留下面色尴尬的卫灵公，以及还在幻想见到孔子的南子。

公元前495年，五十七岁的孔子“累累若丧家之犬”，来到了位于今河南周口附近的陈国，继续寻找自己的梦想。陈国是个小国，地不广，兵不强，君不明，臣不贤，在孔子去陈之前，陈国就已经沦为南方强大的楚国的附庸。此时楚国实力衰落，但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国又以极快的速度崛起，陈国经常被吴国踩来踩去。以陈国这样的破烂局面，是不可能给孔子提供施政空间的，但让人意外的是，孔子在陈国足足待了三年。

作为一个处在大国夹缝中的小国，陈国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，对孔子来说早已失去留下来的意义，孔子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。至于下一站，孔子的选择依然让人有些意外，孔子选择回到了卫国。

上面讲过，当时诸侯中，最适合让孔子推行施政思想的，除了鲁国，就是卫国。孔子曾经说过：“鲁卫之政，兄弟也。”在暂时无法回到鲁国的情况下，回到卫国等待机会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卫灵公年迈不堪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挂了，如果上来的新君有志于强国，必然会重用孔子，这是孔子的如意算盘。孔子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，他自负地告诉别人：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只要给我机会，一个月的时间，我就有能力让旧貌换新颜，这是何等的自由豪迈！

孔子曾经和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子路有过一次谈话，内容是假想中的在卫国施政的预备纲领，这段谈话应该是在从陈国回到卫国的路上说的。子路问孔子，如果卫灵公重用老师，老师会如何治理卫国？孔子的回答非常干脆：“必先正名。”

这让子路产生了疑惑，治国为何先正名，孔子洋洋洒洒说了一通：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

孔子说的“名”，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道德秩序，孔子重视“名”，不是乱放空炮，而是有现实政治原因的。卫国太子姬蒯聩和庶母南子不和，姬蒯聩不想在继位之后当傀儡，想除掉南子，结果被南子在卫灵公面前告发，姬蒯聩仓皇出逃宋国，南子基本上控制了局面，而且卫灵公也答应了立南子的儿子姬郢为太子。

春秋时代，各国内政普遍混乱，争嫡夺利的丑剧不断上演，南宋学者胡安国对孔子的这段话有非常精辟的评价：“人伦正，天理得，名正言顺而事成矣。”礼崩乐坏，人心不古，是任何一个时代末世大乱的典型社会特征，所以重正礼教，恢复西周时的社会道德秩序，是孔子现阶段施政的重点，只是他一直没有施政的机会。

虽然孔子回来的消息在卫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卫灵公亲自出城迎接孔子，这是很高的政治礼遇，但孔子需要的并不是这些虚与委蛇的客套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机会。遗憾的是，卫灵公“善善不能用，恶恶不能去”，他只想通过尊崇孔子来追求爱贤的名声，并没有打算重用孔子。所以《史记》说：“灵公老，怠于政，不用孔子。”

就在孔子去卫的当年（前493）夏天，卫灵公就伸腿瞪眼见阎王去了，因为太子姬郢拒绝继位，南子只好立原太子姬蒯聩的儿子姬辄。其时在晋国执政的赵鞅想利用原太子姬蒯聩大做文章，派兵护送姬蒯聩入卫，被卫人打退，卫国政局严重动荡，孔子也失去了留在卫国的意义。

屈指算来，孔子从鲁国出走，游历天下寻找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，一晃已经很多年过去了，孔子除了换来一身的疲惫和灰尘，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。孔子和晋文公姬重耳的在外游历很相似，不仅是在找自己的政治买家，更是一种人生的积累。